看過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的人都知道：「真相只有一個」。而，在確定真相之前，必須要逐一假設、分析、推論各種邏輯上的可能，才能夠逼近真相。
關於全聯的「好兄弟」廣告，在邏輯上有幾個主要的關鍵問題：一、影片播出後那些有關陳文成命案的聯想，是影片製作團隊的巧思鋪梗？還是純粹只是機緣湊巧？二、如果不是湊巧，那麼，創意公司的高層在影片播出之前是否知道這些梗的存在？廣告主全聯是否又知道呢？
如果他、他們或他們三者其實事前就知道，那麼，他們是刻意地「為了讓廣告效果極大化而鋪這個梗」？還是為了推動台灣有關轉型正義的反思風潮，寧願違背中華台北人恪遵的「政治歸政治，ＸＸ歸ＸＸ」天條，而拿著個人的職涯或公司的名聲當籌碼？
首先，因為廣告本身與陳文成事件有太多的巧合之處，就算是影片導演本人出來否認「一切都是巧合、都是過度聯想啦」，恐怕也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結局；更別說全聯與中國國民黨有極深淵源的企業在廣告播出、引發熱議後，立刻非常中華台北地、「政治歸政治」地「我們是全民的超市，不碰政治議題」，更讓整件事情無可避免地成了一個政治事件。
假設──文章之中假設一下──這純粹是一個單純的巧合，怎樣？陳文成事件不能討論嗎？引發討論的廣告應該下架嗎？「不表態」是不是一種表態？「不碰政治」難道不是一種政治？
拜託也請不要說什麼「可能是因為有消費死者的疑慮，所以才主動下架」，在這個戒嚴時期的命案裡，全聯這個和「疑似」加害者（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的企業，尊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方式，竟然不是「樂見大家討論歷史、找出真相」，而是像柯文哲那樣呼籲「不要撕裂族群」、「寬容如海，成就台灣」？那算哪門子尊重？
其實，在這次的好兄弟廣告事件中，上面說的那些誰誰誰究竟事前事後知道／不知道，根本都已經不再是重點了。重點是：當南韓拍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那樣的電影的時候，台灣光是一個這樣的廣告，就可以引起這麼多的「反思」，然後迅速被廣告主下架！一天到晚仇韓的中華台北人，根本連南韓的車尾燈都看不見。
無論如何，我很難相信這樣的廣告之所以出現只是「純粹的巧合」。以獲利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無論如何不可能為了在中華台北賺錢而玩這種違背中華台北主流價值的梗。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應該是：那一小撮製作廣告的人懷抱著理想，用一種和南韓的反思勇氣比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在中華台北體制文化裡卻已經是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烈士精神，以自己的專業包裝了自己的文化良知，用一種極為隱晦的方式冀望群眾的覺察。
什麼叫做文化？文化應該是對「人」的終極關懷、是勇於面對自己的良知、是勇於撕破一切假和諧真維穩的四維八德與族群和諧，去對抗威權、關懷弱勢。
你以為中國那樣重金打造的舞台燈光音效華麗絢爛、登台演唱的歌手百轉千迴又高亢嘹亮就是文化？錯！錯得不能再錯！歐美文化裡的饒舌歌曲夾雜大量的污言穢語又怎樣？他們勇於描述社會黑暗、挑戰不義制度；中國的饒舌歌曲卻是有體無魂、有力無氣的「快板說唱」。兩種文化之間的高下優劣，還用比較嗎？
聽中國歌唱節目中那些長相秀美俊俏、能唱歌能作曲能彈琴能表演的全才唱歌，確實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可是每次聽他們嘹亮高亢的歌聲，我就忍不住想問：年輕人，你的國家有這麼多不公義的事情等著你大聲怒吼，試問你也敢用這樣的音量慷慨激昂嗎？
當然不敢。我不是在嘲笑他們。如果我再早20年出生，活在中華民國白色恐怖統治底下的我9成9也是一個獨善其身、不敢出聲反抗的平凡人，畢竟，如果我膽敢反抗，十有八九我也會變成另外一個陳文成。雖然肯定不會有陳文成的聰明才智，但可以肯定會像他那樣死狀淒慘。也因此，懦弱的我又哪裡有資格因此嘲笑他人的怯於反抗？
但是我無法不去想像那種苦悶──明明想喊卻又不敢喊，於是只敢在風花雪月的小情小愛上面唱得慷慨激昂、但是對於大是大非、人間苦難卻又悶聲不響的苦悶。又或者，明明對於這個體制的荒謬深惡痛絕，但是又只能把自己的意念層層疊疊地包裹在商業得不能再商業的廣告裡的苦悶。
再退一步。咱們就不去討論這個好兄弟廣告事件的政治意義好了。什麼是文化？如果失去了同理心、失去了對人的關懷，還能算是「有文化」嗎？當然不算！
那麼我問你：每年「寒士吃飽」活動──也就是讓遊民飽餐一頓──的規模有多大？每年中元普渡，也就是讓遊魂飽餐一頓的規模又有多大？ 一個在乎遊魂遠勝於在乎遊民的社會，理所當然地把這種社會現象做成溫馨感人的廣告？在廣告曝光的最初、當廣告的「政治性」還沒有發酵的時候，人們也因這樣的社會文化而覺得溫馨？
除了高喊「偉哉大中華」、「兩岸一家親」之外，恐怕也想不到什麼更貼切的形容詞來描述這個無法迴避的悲哀真相了。
Charlybalaba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