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捷的父母出現在捷運站向受害者與社會大眾道歉致意的時候，氣憤填膺的民眾上前追打，被警察隔了開來。民眾悲憤地大喊「為什麼要保護殺人犯的父母？」
稚子打電話給當律師的爸爸，童言童語地問：「如果壞人犯很大的錯，你也會幫壞人嗎？」爸爸說：「會啊！還是你覺得不該幫？」稚子純真地說：「還是幫他一點好了，不過要跟他約定以後要當好人哦！」。網友氣憤地說：「律師的是與非果然建立在他的利益」。
我們這個社會充滿了道德直覺。「王八蛋太可惡，膽敢站在王八蛋那邊的也是王八蛋！」可是你知道嗎？殺人魔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萬一政府變成了殺人魔」。政府一旦瘋狂，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抵擋。所以我們必須用法律限制公權力、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人權。
保障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說：政府在偵查犯罪的時候，必須依照一定的原則，不能因為他偷了一條口香糖，就監聽他全家人的行動電話、侵害他的隱私權；在他人被法院判決有罪之前，都必須假設他無罪，這個叫「無罪推定原則」；即便有罪，罪與刑也必須相當，這個叫「罪刑法定主義」。
為什麼「偵查小犯罪的時候警察不能監聽」？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當你允許政府拿大砲打小鳥的時候，同時就是鼓勵政府拿著大砲威脅任何他想威脅任何的人。
為什麼要有「無罪推定原則」？因為不遵守這項原則的話，政府可以「推定」任何人有罪、然後隨心所欲逮捕任何政府想要逮捕的人。
為什麼要有「罪刑法定主義」，因為不遵守這項原則的話，如果法官看你不順眼，你可能會因為你偷了一條口香糖就被判剁掉一隻手。
這些基本的法律原則，以及法律原則捍衛的基本人權到底有什麼意義？小老百姓一來小時候老師沒教過，二來長大後沒興趣研究，所以實在不太懂；既然大家不懂，政府就肆無忌憚地亂搞了。立法院違憲審查服貿是一個例子，「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爭議又是一個例子。
「通訊監察及保障法」簡稱「通保法」。這個法引起了一些爭議：法務部認為這個法律把政府綁手綁腳，讓政府不好做事。不管是救災、救人或是查案子的時候，調閱通聯記錄的權力都被限制了，政府很難做事情啊！
尤美女立委主張救災時可以依照災害防救法調閱通聯記錄，哪裡會影響救災呢？法務部認為「救災的那些法律，還不是要透過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解釋才能拿來用」，所以法務部接著衍生出「行政權只要有需要，就可調取通聯記錄，不受任何限制，反而是維護治安懲治犯罪的偵查權處處受限」的邏輯，最後法務部得出這種修法「過度傾斜」的結論，聽起來好像是批評通保法「過度保障人權」，又或者是「這種法律根本是在保護壞人」的意思。
誰說行政權只要有需要就可調閱通聯記錄？尤美女立委主張適用的法律有個大前提，叫做「防災救災」。即便在法律技術上需要行政命令解釋補充，難道可以跳過這個大前提，擴大解釋成「行政權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調通聯記錄」嗎？
又，「救災防災」與「犯罪偵查」在時間的急迫性、手段的必要性上，在面對「避免國家濫權」這個原則的檢驗時，難道應該等量齊觀、一概而論嗎？
更何況法務部明明承認「通保法」主要目的在於規範刑事偵查程序（白話的說就是抓壞人的手段啦！），其他的情況，比如說「協尋失蹤老人」，各自回歸適用「電信法」。但是仍有報社長篇大論地論
述「通保法害警察想要協尋失蹤老人卻沒辦法調閱通聯記錄」。
然後呢，員警看了社論之後，很感嘆的在臉書上發文說「努力抓壞人，國家卻限制警察權力、等於在保護壞人」之類的話，接著所有的朋友跟著一片罵聲。
法務部用這些神邏輯發表新聞稿，然後報社跟著發表神社論，當然也有些敢於發聲的體制內專家，比如說錢建榮法官或尤美女立委跳出來打筆仗。不過因為小老百姓沒能力也沒興趣去理解這些專家說些什麼，於是乎最能夠表現關心國事、抒發怨氣的方法，就是：只要有人罵「司法不公、立委豬公、行政違憲、媒體嗜血」的時候，跟著大聲罵就對了。
如果不能夠落實下一代的民主法治觀念，關於民主法治這條路啊…！
Charlybalaba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