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情：「當你和一般人不一樣的時候，你就是神經病」。
之一
比如說同性戀。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同性戀「和一般人不一樣」，所以它被列為一種疾病，寫在心理醫師診斷的指引裡。直到於1987年，同性戀才被排除於精神疾病外。
這並不是批評那些心理學家、心理醫師「武斷、亂搞」，而是要先釐清：這是一種「必要之惡」。怎麼個「必要」、又是怎樣的「惡」呢？
比如說，我想要表達我的情感，於是我不可避免地需要透過文字或語言；這個叫做「必要」。但「情感」其實是一種抽象的東西，沒有一種文字語言能夠精確到「完全百分百地」傳達出我的情感；換言之，透過言語或文字傳達情感，其實會「某種程度地」讓我的感情表達「失真」，所以說是一種「惡」。
於是不論如何，「用文字語言表達感情」變成了一種「必要之惡」。
而，「一套指引規範」之於醫療體系，也是一種「必要」；在此同時，那套指引規範難免不夠細緻/過於武斷/「因為異於主流多數，於是判定為異常/病態」，則是必要的「惡」。
之二
要「講道理」，總是需要「舉例」。但凡舉例、類比，就一定會「某種程度的失真」～～這也是另一種「必要之惡」。
但必須承認的是：當我把「語言文字的不夠精確之惡」用來譬喻「將同性戀被視為精神疾病之惡」的時候，對於那些只因為「喜歡同性」就被視為「神經病」的族群而言，當然是絕對不公平的。
畢竟，一種是「文字語言這種媒介很重要，只是本質上不可能精確」的無奈，另一種卻是「將『特質』當成病、然後抓起來各種『治療』」的壓迫。這兩者能夠等量齊觀嗎？當然不能！也不該！
之三
那麼問題來了。要如何在事前避免那種惡？如何在事後杜絕那種惡？～～比如說，關於「把同性戀視為神經病」的惡？
我想到的答案是「同理心」以及「對他人是否造成了直接/重大的傷害」。
用同理心去覺察當事人的處境。至少先試著理解「當事人的感覺是什麼？想法是什麼？」
如果當事人沒有造成旁人直接／重大的傷害，就不要去擅自影響/改變/治療當事人。
之四
話說回來，身處在這樣一個以「歲月靜好」、「藍綠一樣爛」為主流思想的台灣社會，我這樣一個政治狂，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神經病。而我越來越覺得自己需要被治療。
因為人終究是社會化的動物。除非有無比堅強的意志，否則，當你覺得「這個世界怎麼會瘋成這個樣子」的時候，自己就離「瘋子」越來越近了。
圖說：
恭喜各位票投藍白、覺得大罷免是胡搞的藍白選民們！你們得償所望了。
別忘了，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主張統一的政黨；馬英九任內還推動過「中國公安進駐台灣」的政策呢！大家喜迎回歸祖國囉！
Charlybalabala 